开枪信仰的颠覆（三十六）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甘地从英国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在孟买从事律师业务，却历遭挫折。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临阵怯场而砸锅。半年后打道回府，在家乡拉奇科特靠兄长和亲友的资助维持律师业务。不过律师业务毫无起色使他倍感苦闷压抑，当有个来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处理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

在南非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英国殖民地，甘地作为有色人种先后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歧视与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难驱使他走上了领导南非印度人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的道路，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在他在南非的早期，有一件事常被人提起。那就是他买了一张一等车厢的车票，拒绝换到三等车厢，被人从彼得马里茨堡火车中扔了出去。1903年6月，甘地组织一场抗议运动针对“黑法令”（The Black Act），这个法令强制所有在南非的亚洲人接受登记。1913年9月，他参加一场抗议不按照基督教仪式结婚就无效的运动。

1913年11月6日，甘地被捕，当时他正领导一群印度矿工在南非游行。1914年，政府允诺减少在南非对印度人的歧视。

尽管饱受白人歧视，甘地却决定组织印度志愿军，保卫大不列颠。甘地解释是：如今印度人的处境，全靠英国人的态度，如果想要在南非或印度更好地生活下去，就必须效忠大英帝国。

当然更重要的，可能还因为甘地本人一直是“精英 ”。他留学英国，英国的宪法、生活方式，甚至国歌，都已经进入他的血液。他在自传中写过:“我知道英国人统治的缺点，但是总体上我可以接受。当时我认为，对于被统治的人来说，英国人的统治有好处。“当然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他在英国已经加入大英帝国支持的神智学社，他一直是大英帝国培训的精英。

甘地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担任担架手，1899-1900年

甘地参加了布尔战争，随战地救护队服役。尽管在战争中继续遭受歧视，比如不准上前线之类，但甘地没有任何怨言。1906 年，南非爆发祖鲁战争，这是英国人征服土著的战争。他又穿好大英军服，准备再上战场。如果不是因为胸膜炎，他定会为主子再立新功。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国初年，他坐三等车游历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别的祖国。一年以后，他开始发表演讲，宣传自己的主张，从事非暴力斗争，试验并发展了非暴力学说。他支持英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希望以此换取英国的开恩，给予印度自治。对英国人每一个重要利益，甘地都是支持。

1917年，为了争取印度人对英国人参加一战的支持，印度事务大臣自由党的爱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宣布英国政府将在印度逐步实行“自治”体制与最终建立“责任政府”。印度可以沿袭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白人殖民地已经勾画出的道路。这意味着有利于受英式教育的精英。

作为建设自治政府的第一步，英国人设计出一个精巧的宪政构架，称为两头政治，即将政府的职能一分为二。位于宽阔的花园城市新德里的中央政府，在新架构下仍然完全处于英国人的控制之下，但在省一级，有些部门如农业、教育等的职能以及负责征税部门，都转移给对省立法会议负责的印度籍部长。新的省级立法机构的选民群体也扩大了，如今选民包含了1/10 的成年男性居民。英国省督则继续控制着关键的“保留”部门，比如法律与秩序等仍然在英国人的掌控之下。枪杆子与刀把子还是在英国人手中。

加达尔兵变后，英国人心浮动。其实自从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在印度的官员们就惶惶不可终日，总害怕当地人造反。这些官员们相互提醒道，表面上无辜的当地人其实最可疑。戴尔将军相信正有一个颠覆英国统治的阴谋，之后他在英国被赞扬为预先制止了一场恐怖袭击。

在此气氛之下，1919年2月6日，英印立法会议通过《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警察可逮捕官方怀疑的犯罪分子，不经公开审讯，可以长期监禁。印度人民群起反对。

除了1915年的加达尔兵变以及拉合尔阴谋案导致英国人的恐惧外，有关为土耳其哈里发而战的旁遮普人青年的谣言，随后是有关俄国内战中红军的谣言，在英国军队圈子里流传甚广。俄国十月革命也对印度人产生了影响。1919年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甘地在印度号召人民起来抗议《罗拉特法案》获得了空前热烈的响应，开始了一连串骚乱和抗议。旁遮普的形势迅速恶化，铁路、电报、通信系统中断。

在阿姆利则，超过15000人聚集到札连瓦拉园。据说英国旁遮普省督迈克尔·奥德怀尔相信了这是要为5月造反而密谋的迹象，5月是英国军队暑期撤往山区的时间。事后根据英属印度当局的阿姆利则屠杀以及其前后的反应推测，都表明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为响应旁遮普省政府镇压这一所谓“密谋”而实施的协调一致的计划。

1919年4月10日，在阿姆利则副警察长住处爆发抗议示威。示威要求释放两名知名的印度独立运动领袖萨蒂亚·帕尔（Satya Pal）、赛义夫丁·克其鲁，他们此前被政府逮捕并被关押在一处秘密地点。他们是甘地领导的真理坚固（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支持者。政府派出军事警戒队向人群开枪，杀害若干示威者，引发了一连串暴力事件。同日晚些时候，若干银行及其他政府建筑，包括市政厅、火车站在内，都遭到袭击和纵火焚烧。暴力持续并升级，最终有至少5名欧洲人死亡，包括政府雇员和平民。当天军队向示威人群展开报复性射击，8到20人被军队打死。

1919年4月11日，英国传教士玛塞拉·舍伍德（Marcella Sherwood）小姐担心她的学生们的安全，乃关闭学校，将大约600名在该校学习的印度儿童送回家。当在一条狭窄的街道内骑车通过时，这位小姐被一个暴民抓住，暴民拉着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地上，撕扯衣服并踢打。一些当地印度人从这个暴民手中救了她，其中一个是她的学生的父亲。随后他们把她送到戈宾加尔堡的安全之处。

在4月19日看望舍伍德小姐之后，英属印度的地方指挥官戴尔将军签署命令，强迫每个印度人在通过那条街道时都要用双手和双膝爬行。戴尔将军随后向一位英国视察员解释说：“一些印度人在他们的神前脸朝大地爬行。我想让他们知道一位英国女士就如同一个印度教大神一般神圣，因此他们必须也在她面前爬行。”他还授权对靠近英国警察棍棒所及范围内的当地人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公开鞭打。舍伍德小姐后来为戴尔将军辩护，将他描述为“旁遮普的‘拯救者’”。

此后两天内，阿姆利则归于平静，但暴力事件在旁遮普其他地方仍在继续。铁路被切断，电报站被捣毁，政府建筑遭纵火，3个欧洲人被杀。到4月13日，政府决定在旁遮普大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立法限制大量公民自由，包括集会自由，四人以上的集会被禁止。

1919年4月13日（星期日），英国的雷吉纳德·戴尔将军听说有一个大规模暴动正在酝酿，于是他发出禁令，取消所有集会。但该禁令没有传开，很多人不知道有禁令。大批锡克人群众不理会当局禁令，在札连瓦拉园举行群众集会，反对英属印度当局已经实施的《罗拉特法案》。由于当天是锡克教的主要节日光明节（Baisakhi），所以有一些不是参加集会的人也来聚集观看。

戴尔率领50个廓尔喀步兵抵达札连瓦拉园，封锁主要出口，在该园四周的高处架设机关枪，没有先行警告在场群众散去就下令士兵以机关枪向人群扫射。扫射持续大约10分钟，直到子弹差不多耗尽才停止。事后戴尔认为总共射出约1650发子弹，这似乎是根据部队捡拾的空弹壳统计出来的。

札连瓦拉园内，有成百上千的群众被子弹击中。受伤群众被送往医院后得不到及时救治。札连瓦拉园仅有两条通向市区的狭窄道路，其中一条路上堆放着机器，另一条路的中央有一口水井。不少人跳进这口水井躲避子弹，结果溺毙，事后在井里找出超过一百具尸体。另有说法认为有数十人死在该井。

进入札连瓦拉园的狭窄通道

札连瓦拉园内的“殉难者井”，阿姆利则惨案中大批群众掉入该井身亡

札连瓦拉园的屠杀震惊了整个印度。仅仅2天后的1919年4月15日，古吉兰瓦拉就爆发了抗议此次屠杀的示威，政府派出警察和飞机镇压示威群众，打死12人，打伤27人。札连瓦拉园的屠杀不仅激起了印度民众的强大反抗，就连本来支持英国的一些印度上层人士也转而反对英国。比如尼赫鲁的父亲彻底改变了对英国人的态度，将家中含英国印记的物品焚烧殆尽。甘地也表示，这起屠杀事件动摇了英帝国的根基。此次屠杀激发了包括锡克人在内的印度人民参加印度独立运动。锡克人此后组织了各种社团，反抗英国统治，后来这些社团发展为阿卡利党。

为了平息公愤，1919年10月14日，在印度事务大臣爱德温，蒙塔古发布命令英属印度政府成立“骚乱调查委员会”（Disorders Inquiry Committee）。该委员会主席为威廉·亨特勋爵，所以该委员会后来被俗称为“亨特委员会”（Hunter Commission）。1919年11月19日，戴尔将军被传至该委员会接受调查。尽管戴尔在军队中的上级曾建议他最好让法律顾问代表他出席，但戴尔拒绝了这个建议并独自出席。

经过问询，戴尔被委员会同意离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委员会撰写了最终报告。同时，鉴于屠杀的规模之大及对英国统治印度造成的损害，再加上对戴尔在委员会问询中所持强硬立场不满，英国媒体以及许多国会议员转而敌视戴尔。1920年3月8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公布，委员会一致谴责了戴尔的行为。报告原文为：“他随心所欲地持续射击，在我们看来，戴尔将军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戴尔将军认为他是在镇压叛乱，迈克尔·奥德怀尔先生也持相同观点。但并不存在需要镇压的任何叛乱。”

重要的是该委员会没有作出任何处罚，因为戴尔的行动受到其不同上级的纵容，后来军事委员会也支持戴尔。

戴尔起初受到英国保守派的称赞，但1920年7月却被英国下议院谴责并强迫退休。戴尔成了绝大部分和英属印度有联系的英国人眼中的英雄，例如英国上议院，但在下议院则不受欢迎，下议院两次投票反对戴尔。这起屠杀引起了英国对英属印度军队职责的重新审视，并推出了新的“最低武力”政策，军队也接受重新训练以学习如何适当应对需要控制人群的局面。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次屠杀是终结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关键一步。

1912年到1919年担任旁遮普省督的迈克尔·奥德怀尔支持戴尔将军，声称这次屠杀是一次“正确的”行动。如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奥德怀尔策划了这次屠杀并令戴尔将军执行。许多印度人指责奥德怀尔。由于奥德怀尔在这次屠杀中所起的作用，1940年奥德怀尔在英国伦敦被锡克人乌德哈姆·辛格刺杀。印度人真是有种。

不要以为英犹只会在殖民地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英国自十七世纪末光荣革命后不久，甚至到了十八世纪初期联合王国成立以后，英国透过与天主教法国之间的战争（即是世间所谓的第二次英法百年战争），以新教创造出国民的身份认同。

对于这样的英国而言，和同属新教的美国的战争，从一开始就欠缺了充分而正当的理由；舆论对于战争的是与非，看法复杂而分歧。1778年，天主教的法国支持新教美国而参战，加上天主教的西班牙与新教的荷兰陆续参战，令英国最后放弃美国，同时也让英国人越来越不能忍受长期战争。从大英帝国允许美国独立1780年代起，到1830年代为止，这段时期被称为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时代，人民不但不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功，还要忍受战争期间重税。

1780年代初期，在首都伦敦和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人们因为对浪费公帑和发生在衰废市镇（Rotten Borough）的政治舞弊的愤怒，对议会提出了税制改革要求。政治腐败外，财政军事体系的漏洞也愈来愈明显。所谓财政军事体系，只是军国主义不同叫法。

为了安抚人民，1832年通过了《改革法》（Reform Act），改变了光荣革命所建立的、以地主绅士等名望之士作为统治基础的政治体系，增加选民基础。但两党都听命于犹太金融集团的情况下，增加选民基础又是一个骗局而已。

另外，英国政府为了长期战争的需要，征募爱尔兰人从军。当时英国政府承诺解放天主教徒，以换取爱尔兰人协助作战。在英格兰的天主教徒自1673年遭到《检核法》（Test Act）禁止担任公职为开始，逐渐成为多项不平等法令歧视的对象。于是英国政府便以废止这些法令作为征兵的交换条件。一七七八年，当议会决议通过《天主教救济法》时，下议院议员乔治．戈登（George Gordon）便立刻在议会提出反对法案。支持他的民众于一七八〇年，在伦敦引发了大暴动。这场戈登暴动（Gordon Riots）被公认是十八世纪最大的民众起事。关于大英帝国与现在的美国是军事主义国家的论述可以参考）。

而五眼联盟已经开始连横。4月22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会晤。约翰逊除了明确表态没有就印度对战争的立场向莫迪施加任何“压力”外，还表示，英国还将帮助印度建造自己的战斗机，期待印度减少对莫斯科的军事采购，鼓励印度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印度的能源、农产品和军事硬件都依赖俄罗斯进口，目前有50%以上的军事设备是从俄罗斯购买。